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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

              时间:2019-01-03 20:37来源:未知 作者:程盟超 点击:
              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 文/程盟超 7月25日,  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《 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》  。 一如假期的每一天,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, 接通知书前,

                考上北大的农村学子

                文/程盟超

                7月25日, 云南会泽县的崔少扬收到了《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》 。一如假期的每一天,他当时正在离家大概十里的工地上帮民工父母拌砂浆,接通知书前,  还把手裹在汗衫里擦了好几遍。 

                “ 工地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”   的消息传遍网络, 崔少扬红了, 刚从北大毕业的邓风华也看到了这则新闻。同样是会泽人, 同样是农村孩子,夜深人静,他在自己的公号上给学弟写信:

                “还未入学就和建筑工人这个符号绑定” “对于你我,味道实在奇特” 。 邓风华在北大4年, 如今在清华读研一, 他清楚, 在这些“岁月静好” 的地方,  “ 忘掉过去, 实在太容易了”,大家“  学着摄影、化妆、听音乐会”“从里到外,把自己包装起来”  ,“ 建筑工地、建筑工人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界” 。

                崔少扬看到了邓风华的信, 说“  很多意蕴还理解不了” 。 他最近被媒体包围,面对镜头羞涩地说, 自己要“回到大山,改变大山”。 可他私下又承认, 自己“并不清楚怎么改变”  。 

                这个刚成年的孩子说, “考上北大也没什么” 。他仍相信,勤奋能改变一切——被北大录取后, 他立刻买了成套的雅思教材,堆在狭窄的住所里。 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希望崔少扬意识到,有一些“  勤奋也解决不了的事”。 他在信中用标黑加粗的字体写到, “ 即使到了北大, 我们也和那几亿的农民工人互为镜像。  ” 

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30日, 北京大学本科生报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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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北大的样子, 崔少扬一点都不清楚。 他不爱说话, 高中时爱好打篮球和读书。 他也没去过很远的地方,   从高中到家要坐40分钟的农村小巴,再走20多分钟山路。  下雨时泥会糊满脚,回家要赶紧刷鞋。 

                崔少扬入学前纠结要不要带父母去北大报到。 钱是问题,更重要的是“来了也照顾不好,没心情玩”  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自己当年先挤3小时的面包车下山,行李和饲料、 铁锹堆在一起, 再坐4小时大巴从县城到了昆明, 沿途几乎全是深山峡谷,  最后从昆明到北京。对于山路的记忆不算美妙: 之前公路就通到乡政府,回家还要步行十几里路。冬天,他和姐姐背着行李, 雨雪拍在脸上,回家时嘴冻到发麻是常事。

                他同级的农村朋友徐森第一次来北大参加自招,在东门找不到吃的,  父子两人挤在地下室里睡觉,对北京最深的印象是到处结冰,   打滑。 后来两人去西单的购物街,打工的父亲为物价咋舌, “你带我来错了地方。” 

                另一位老乡曲小薇由父亲送来上学,两人在故宫门前站了很久,觉得门票太贵, 没进去;父亲随即去了平谷打工,赚点路费。  过了一段时间, 女孩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: “  平谷不错, 和咱老家差不多。 ”  

                曲小薇和舍友们偶尔一起逛街,有的女孩会一下午花两三千元,买雅诗兰黛和兰蔻, 她觉得化妆伤皮肤。 空闲时间她大都在图书馆勤工助学, 北大的资助体系足以令学生不花家里一分钱也能完成学业。她更“  敏感” 的时刻在别处: 比如Word、Excel都不会, 险些挂掉计算机课; 或者是江苏城市长大的舍友为她选课,好心选了门“ 最容易拿高分” 的“ 论语孟子故事”, 期末考试就是默写《孟子》 ,她险些不及格, 室友震惊又歉疚地说,“ 对不起, 我以为你会背。 我们都背过的。” 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以及很多农村孩子都为英语困扰。头两年的考试,  一般人拿90多分, 他得80分就拼尽全力。 “ 平时做Presentation, 他们都是即兴发挥, 我是背, 甚至照着读, 手心还冒汗。”  直到大四,  他去上哲学双学位的课, 很多大一学生直接用英文交流,行云流水,他提前准备一夜也跟不上,还是“ 很紧张,觉得自己很差”。

                徐森学力学,用他的话说,他的同学已经从教授父母嘴里知道广义相对论时,  他还在乡村学校图书馆,读上世纪80年代版本的《 十万个为什么》。“  理科也需要直觉,感觉都是隐藏中积累的”。  

                这种差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 徐森入学时加了很多社团, 比如象棋社,但很难融入这些圈子。他以为自己爱好下棋,水平也不错, 可社团真正的核心成员早已是参赛的水平,平时交流棋谱,很多专业名词他压根儿听不懂, 也插不上话。

                上海交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, 自招和农村专项考生的大学生活适应度明显不同:过半的自主招考生在学校适应水平较高,能达到同等水平的农村专项考生却只有大约一成。 

                今年1月,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面向受资助的2017级学生发放问卷。收回的135份问卷中,62%的学生自认学业基础差, 半数人自感缺乏自信和不擅社交。 68%的人没有明确学业规划。

                崔少扬也有点担心。他在高中的主要烦恼是不会社交, 和同学老师说话, 心里全是话,  却说不出来。 对方不明就里地走了,他心里又很难受。最近, 要求采访和资助他的电话有几十个,  他每一个都接,  然后尽可能礼貌地拒绝, 可还是时常被逼到语塞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参加资助基金会的交流活动, 发现那里的学生大多胆怯, 不敢主动发言,一些人交流起来会哽咽,  说家庭不易, 在学校适应比较困难, 和那个“ 自信、专业、  控场能力强”的北大截然不同,  一切都很像老家。 

                他记挂着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农村朋友。两人刚到北大时, 一起去中关村买电脑,对方开朗地笑, 说自己要做大事;等大二再见时,对方胖了很多,  成绩也不好; 大四临毕业时聚餐,  对方苦笑着, “滑到底了” ,同班同学很多出国,他回老家“  随便找份工作糊口” 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也一度觉得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差异是件糟心的事。可仔细想想: 自己5岁时被塞进姐姐的班级, 每天来回走十几公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; 10岁时住校, 和40多个同学用一盆水洗脸;高中时说要考北大, 父亲大笑着说, “你看看你家门前的山,你能考上吗? ”

                可真到了北大, 即使他自己不想, 外界也会告诉他, 他们有差距。  在他大一时, 辅导员找到他, 和蔼地建议,可以打网球,“ 这样能更好地融入同学”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说,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,他和他们确实是不同的。

                2017年9月8日, 北京大学举行2017年开学典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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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比起凌晨3点撒化肥,凌晨6点搬砖,  崔少扬认为, 学习“是最不累的事儿了”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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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他的家几乎是毛坯,卧室里没有书桌,零散地堆着各种建筑杂料。  客厅里的老式电视机架在两块空心砖上, 父亲哽咽着说家里的不易,孩子们上学,  有时就买火腿肠充饥, 却骗在外地的他说吃得好, 有洋芋、 肉末、 白菜。 崔少扬也在旁边抹泪,  说3年前父亲得了肾结石, 以为是绝症,  打算见自己最后一面,吃顿好的,就放弃治疗, 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。他承认, 知道那件事后, “才有了学习的动力” 。 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儿时帮父亲收烟草,  在地里忙到浑身湿透。掰好后拿回家熏蒸, 需要在烟草下点起炉子。烟气四散, 熏得人睁不开眼,身上沾满烟油,衣服会黏在一起。熬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,他心里想, 长大了不要继续种这玩意儿。 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的父亲只想让孩子离开自家那栋又黑又破, 下雨天漏水,  还随时可能倒塌的危房。  他一度觉得儿子最好的出路是读个二本,去县城当初中教师,赚一份稳定的收入, 成为城里人。现在儿子出息, 愿望水涨船高——去当高中或者大学教师, 更安稳了。

                这想法一直未变,从邓风华出生时就是如此。 邓父种了四五亩烟草, 养猪,农闲时去搭电线、挖矿。

                后来女儿读大学,  儿子读高中,他又向隔壁村的朋友讨了几亩荒地种玉米——那片地光秃秃地杵在山头, 脚下就是云贵交界的大峡谷, 平时寂静得像在空中。 

                “我和他说, 一定要考出去。 再陪着我种地(我)要哭了”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后来也意识到, 自己生活的环境里,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学习的目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。 他的高中老师欣赏他, 会拍着他的肩膀说, “  要考上北大啊。 考上北大, 你半只脚就进入了上流社会。 ” 那时他很感动。

                直到站在燕园里, 他也茫然, “究竟什么是上流社会?”

                过去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比如曲小薇, 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考北大——之前同村有人考上了北大, 父母就让她以此为目标。第一次高考, 她考上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, 可家里盖房子,  没钱,交不起学费;高分考生回去复读则有3万元奖金。她被迫读了一年,稀里糊涂来了北大。 

                同样来自云南山区的凌雄也是“ 稀里糊涂”上北大的。 他是理科生, 公布成绩后,最钟爱的专业是北航的飞行器或者同济的土木工程。 可他们高中学校从来没出过北大的学生,校领导找他谈话, 老师也求他“冲一冲”  。 于是他填了提前批次,来北大学了冷门的小语种。

                “  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。 ” 他将目光投向课外生活, 参加了不少社团。觉得这样离大家“ 都想要的那种生活”  近些。

                “那个蓝图是好的。可其实根本不适合你。  ” 凌雄大一大二严重失眠,  加倍地焦虑。 

                他还忙着创业赚钱。  父母是工地上扛钢筋的工人,他想富裕起来。  可他发现自己辛苦想的一些创业点子, 要不一下被见多识广的同学指出并不靠谱, 要不就是被人提醒类似的项目早已有了。即使遇到一些感觉能赚钱的好项目, 有的同学能拿出5万元投资, 可他没有这种闲钱。

                最终, 他在大学的首次创业以失败告终——他借钱4万元买进茶叶, 想卖给学校组织的会议和附近的餐厅。如今这些茶叶全部堆在家中,他不仅未能赚钱,还欠了债,父母帮他偿还了部分欠款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说, 过去相信成功学,觉得“不成功都是不努力” , 可后来,他发现似乎还有一些比努力更强大的力量。 他在这种力量下觉得迷茫——来之前只有模糊的规划,比如“  要出国”“做很厉害的事”  , 后来这些离自己越来越远了。

                崔少扬相信努力一定有回报。 他认为自己的好成绩换来了这个夏天家里更多的笑容。  他在高中时也设想过大城市的职场生活, 可想象力有限, 实在想不到白领的日子是怎样的。 相对确定的只有本科毕业就工作,好为家里赚钱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的想法是慢慢改变的,老家一个早早结婚的伙伴喝农药自杀, 邓风华不顾家人的阻拦去他的坟前祭拜,想不通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死。 

                后来, 他在老家又遇到一位已是农民工的儿时同学。  对方和他说, 自己在外打工了3年, 一天干十几个小时,  没攒下什么钱。 如今工厂机械化, 机器人取代了人, 工资变得更低, 他最近失业了。同学认真地问邓风华: “ 你学习好, 我从小有问题就问你; 现在你都在北大了, 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?  ”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想了很久, 给不出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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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在北大, 有很多外力拉这些农村孩子一把。

               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主任陈征微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北大的各类资助已能覆盖在校学生的基本需要, 目前是进一步提供“ 非经济支持” 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。 

                在陈征微看来, 差距客观存在,校方能做的是尽可能缩小。  比如近几年,  北大为受资助学生开设了专门的国内外游学计划; 还会邀请一些校领导、教授、 知名校友和这些学生通信、 聊天、吃饭。 

                西南山区长大的严泽在资助中心的帮助下,  第一次去了福建,第一次到了日本,  也在学生服务总队成了学生骨干,第一次谈成了合作——将留学生和英语口语能力欠缺的受资助学生们匹配,每周聚餐, 给同学练习口语的机会。 

                去年,她在资助中心“燕园携手”项目下,和一位家境相似的学妹结成匹配对象, 带学妹吃饭,  绕着未名湖散步,  给学妹学习上的建议,  眼看着学妹从刚入学的胆小、 害羞,逐渐变得开朗起来。 

                北大的生活总有退路。 徐森内向,和别人玩不来,  就埋头学习, 因为“ 做物理本来也不需要社交”  。他大二就去留学机构了解出国花销, 发现仅仅是写申请文书就要收费3万元,加上考试培训和出国后更庞大的开支,  自家“  把房子卖了也拿不出” 。 结果他最终没能在硕士阶段留学, 而是留在本校读研, 打算到博士后阶段再公派出国。

                曲小薇也后退了一步。 她原本有机会留在本校读研,可一年的学费要2万多元, 而去另一所“双一流” 高校, 不但学费减免,还有可观的奖学金。她的父亲劝她继续留在北大,  她说自己“不想再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了”, 把电话那头的父亲噎得说不上话。

                “ 我们作选择,  很难不计成本, 要考虑性价比。  ”严泽说。 

               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谢爱磊对4所985、 211平台高校的2000名农村大学生进行了调查后发现, 农村孩子在精英高校也能实现自洽——方式往往是将精力主要投入学习, 放弃部分社交生活。

                “ 北大的生活其实很舒服, 很容易忘记困境。 ” 这句话邓风华的理解是, 大部分人想的是如何在夹缝中实现自己, 而不是凿开缝隙。 

               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成长的地方。他回山里做访谈,  发现很多小孩不自信。一些家长觉得孩子考大学不切实际,  更何况“ 供一个孩子要10万元, 要是将来找不到好工作就赔了” 。 对于从深山里考上北大的经历, 即使当事人就在眼前,很多人的眼神中也透露出不相信。  这种感觉他熟悉, 自己读高中也遭受了很多反对,姥爷把父亲叫过去, 说“读书花钱不如把房子修修”  。

                “ 即使现在,考上重点大学也是小概率事件” , 邓风华反思, 自己家虽然穷,  但父亲重视教育; 可就在临近的村镇,一些家庭还坚信“ 穷就穷到底,政府好管理”  , 他们指望政府发钱养活,并不鼓励孩子读书。 

                在他看来, 很多农村孩子来到北大, 一方面饱受贫穷的困扰, 另一方面又在拼命逃避、淡化这种局限。 有的人骨子里开始相信“  社会达尔文主义”, 觉得自己足够优秀或努力。  可在他看来,就像自己没读过书的母亲说的,自己可能只是“ 走运到祖坟冒烟” 。 

                在他家,姐姐学习本来也不差。小学最后一年, 县体校来招体育生, 村小的代课教师们以为招文化课的尖子生,就把姐姐在内, 学校的前3名都送了过去。 

                体校没有围墙,一天上5节文化课, 学生们每天找个坡道跑步。  姐姐只半年就跑得双脚肿胀; 平时上课也没人管,在二楼把1元钱丢下去, 就有小贩把粑粑从窗户丢上来。 父亲想给女儿转学,可又缺钱,也舍不得体校的补助。

                农村粗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姐弟俩的轨道, 邓风华是幸运的那个, 上了北大。 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错的林业类本科,可农村信息闭塞, 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学费贵,一年上万元。 为了给弟弟省钱,家里就让她辍学。  摆了几个月的小摊, 她“ 心里空落落的”,复读又考上了本地的师范院校。  

                即使到了今天,邓风华的村子里, 每年有两三个读大学的后生, 另外二三十个依旧选择打工。

                在北大的某些课堂上,有个别老师说北大人就应该是“ 完美主义者” ,去登山、滑雪、骑马,“  过最好的生活” ,农村仿佛不存在。 但邓风华也庆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,不少教授会在课上讲,希望同学们关注三农问题。有老师告诉他们,《  春天里》 这首歌原本倾诉了底层的愤怒和不易,  之后却被轻易置换成“自我奋斗” 的表达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。   拍纪录片作业时,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,他就去拍“ 孤独的宿管员” , 记录凌晨4点学生都在睡觉,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,结果被全班认可,拿下高分。 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,看很多学术资料,  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,  时常交换意见。 

                “这所学校的可能性很多。   ” 凌雄第二次创业,  选择回到家乡, 去农村开辅导班, 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。  这次他不仅收获了一些财富, 更得到了人们的感激。  一个月里, 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, 看到他们掌握了原本近乎一无所知的拼音和乘法, 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——那种快乐是之前单纯想赚钱时没有的。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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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,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, 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。  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: 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, 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, 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, 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。 

                在村里,除了他, 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。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, 很多已经有了孩子。他想了想,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。 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去边远山区调研。 他去南方山区拍纪录片,  记录一位8岁上学的小姑娘。

                他还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, 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, 皮肤被腐蚀到干裂。 有农民工告诉他, 回老家不知道做啥,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。

                在学校里,他发现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们就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,他陪食堂阿姨跳广场舞, 了解她们的生活。

                他理所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过去。  家里土坯房, 刚2米高, 阴冷又潮湿,  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明显, 猪圈招引的苍蝇在家里肆意地飞。他那时在县城读书, 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穷,  尽可能多给他肉。  当时他又黑又瘦, 胡子拉碴。

                现在的他远离了云南的紫外线, 变白净了,他感觉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学在和原生环境切割,和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说起农民工的遭遇,   对方淡淡的,觉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虑这些。 

                南京大学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, 发现有近半数人“非常愿意” 或“愿意”成为城市人,相比之下, 只有15%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。  尽管有73.5%的学生认为“ 既然身在城市,就要适应城市生活”,  但只有7.3%的同学认为自己“堪称一个城市人了”  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,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, 应该安心做教师。 “小学时, 老师嫌他年纪小, 不收, 我就把我家饭桌摆过去,  逼他们收。  现在不行了,大城市, 咱不行。”邓父叹着气说,忧心儿子心气高,其实能像女儿一样,当个教师,  朝九晚五,  安安稳稳就最好。

                可邓风华不这么想。 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,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, 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。 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,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。可他清楚地知道,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, 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,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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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大四这年,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探访。 去的路上, 大一学生一路欢声笑语, 聊综艺和偶像剧。直到他们到山村小学,班里都是留守儿童,大学生们问孩子最近一星期开心的事有哪些, 没人回答;一个月, 还是想不出; 一年, 依旧是沉默。 最终有学生颤着声说,爷爷死了, 爸爸也3年没回来了。

                返程的列车上, 话题变了。 这群大一的学生开始认真地琢磨起农民工问题,偶像被忘在了脑后。

               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, 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。 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——比如严泽, 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, 做事细心、 负责,她收获了很多认同, 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,和人沟通。

                “ 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,全都是我自己在试。 ”  严泽会觉得,来北大前,  自己是狭隘的,只想“过好日子”。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, 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, 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。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,  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, 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,买了电视,装上了太阳能。他考上了北大,  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, 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,  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、学习。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,也渐渐改了主意。  

                另一面,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。 曲小薇今年毕业, 没回家,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,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。 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,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。

               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,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: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,更加稳定、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。 

                曲小薇坚信,  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。她希望以后赚钱,  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, 再给村里装上路灯。 凌雄则已然工作,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, 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。

               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。他就要开学了,资助都已到位。 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——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“有气泡”  ,  很担心,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。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。   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: 自己600度近视, 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,他却不慎摔碎了——他痛恨自己, 从此再没配过眼镜, 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。  

                自认“融入” 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:小时候, 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、 肯德基,插不上话; 再长大些, 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,为什么不去矫正, 她哑口无言;  到了北大,  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,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,但现在, 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。

               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, 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,也想改变它。 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——假期,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。夜深, 绵延的山漆黑,  万籁俱寂,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,  电脑荧屏闪着光。 ( 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) 

                原文刊载于《  中国青年报》 2018年09月05日12版

              (责任编辑:立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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